弟在清华，被一北大女追，遂答应，俩人一起一月有余，分手。原因是女方父亲不同意，他“嫌”我们是穆斯林。弟难过地讲“我们倒觉生活习惯是可以克服的，没想到人家还嫌弃我们。”我沉默，无言以对。想起过去两位汉族“故人”，当时都会自欺自艾地感慨不公平——也不明白“不公平”什么，大抵都是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其实哪儿有那么复杂，只是不够喜欢而已。
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如果用一种很俗气的表达，就是在内心里，有一点什么东西，好像碎了。“砰”地一下就碎了，再也找不到了。但是并不难过，也说不上开心。只是那样的，有个什么东西，就那么碎了。但是完全没什么好遗憾，完全没有。
好友S是汉民，曾很认真地喜欢一个回族男孩F，她对我讲生活习惯都是可以克服和接受的，但婚丧嫁娶之类人生几样大事儿又是不能“将就”的——的确，作为穆斯林“无常（去世）”的时候，活着的人不能披麻戴孝，也不能下跪（我们只能给真主跪）。她低下长长的睫毛对我讲“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父母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在一旁沉默，其实我明白，真正的隔阂不是来自习俗或传统，而来自人们的前见，即一种既定印象，这样很不好。我倾向于民族信仰只是属性而非标签，是多元世界的佐证，属于个人选择，而非影响他人，即尊重便是足够。
近日在读《维特根斯坦笔记》，书中写：“假如我想到达的那个地方得借助梯子才行，那我就放弃这种打算。因为，我要到达的地方必须是我现在已经站立的地方。任何靠梯子才能到达的东西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想了很久这句话。觉得所束缚自己的，所放不下的东西——也许最终可以得到，但却是我借助梯子所企及的，而并非我本能力所到达。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自己的平台变高，可以俯视，踮起脚尖也行，当然平行是最佳。但绝不能借助梯子。有关对待爱情也好，或者文学梦想也罢，都要这样。这便是我的傲骨。
卡夫卡说，每个人在世上所求容身之地，不超过其双脚覆盖的大小。契诃夫跟卡夫卡对着干，说：死人才需要三俄尺土地，活人需要的是整个地球！他们俩都死得早，都是肺结核。
进一步再来说，怎样有效地构建幸福的乌托邦呢？在相对一致的稳定逻辑系统中，重要的区别在于前提：巴尔扎克一生难忘困住了他的遗产继承权，写了一辈子的遗产继承纠葛；马克思，我不了解他的生平，也许他一生难忘莱茵河畔产业工人的群困和愤懑，在理念世界发动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至于克鲁泡特金，想象力收到沙俄文化高压的痛苦抑制，竭力用词语建造无政府无主义天堂……对于每个理论建构者来说，只有自己的现实、自己时代的问题、自己身处的社会焦虑。从个人狭隘信念出发，我认为多数的创伤记忆，只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性而造成的一种个体认识或想象——就如基督说，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正如《古兰经》所写，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蒙昧的人们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正如德里达谈到犹太人如何从迫害记忆里解放出来以及进一步解放的途径时说，在不可能宽恕的地方，宽恕才成为可能……错误和伤害，我们念念不忘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从自身获得解救和拯救的。当然，我自己的前提呼喊着要被正视：当下深处的现实是非常糟糕的。但，仿佛，痛苦一直在消散……我不想说我们的世界是美与幸福的，但美与幸福是可以被发明出来。
事实上，正如你所看到的，当我回溯自己精神成长的简单而微不足道的过程，直到这个时刻，也就是距我毕业还有一年时，已经显得非常混乱而缺乏自省了。的确如此，即使是现在的我，也几乎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清理自己近三年的精神生活。各种不同力量牵引着我，宗教，科学，文化，艺术，以及更多，我常常会感到无可适从。在我面前，世界的体系庞大至极，在每一个末端我都感到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我无法清楚地描述这一切，我甚至无法清晰地看到我眼前的东西。
编辑者：南昌家教中心（www.ncjjzx.net)